□北京市民政局政策法规处　许 海

　　近年来，首都经济一直保持10％左右的增长速度，2005年北京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814.5亿元，比上年增长11.1％，按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GDP达到44969元（折合5457美元）。按照人均GDP达2950美元属于中等发达国家的标准看，北京在经济上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由于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不同步，北京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伴生了一些社会问题，本文将从当前北京社会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方面谈谈自己的看法。

经济增长使首都社会建设面临新的形势

　　完整的城市生态是一个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方面的综合系统，它们互相作用和影响。在特定的时期内，一定的经济特点和一定的社会特点的关系密不可分。国际上认可的一个规律是，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迈进时，在社会层面的表现往往是收入加速分化，利益矛盾不断增加，社会格局重新调整，会产生很多社会问题。北京在2005年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也会是社会变化较为剧烈的时期。
　　1.经济增长中出现的社会问题
　　总体来看，北京在经济快速增长中出现了以下四个方面的社会问题。
　　（1）社会矛盾问题
　　随着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北京的社会矛盾和不稳定因素增多。除改革进程中积累的矛盾开始释放外，还表现为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区域、行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矛盾、城市征地和拆迁矛盾等等，这从一些数据上可以看出来。近几年，北京在经济增长、恩格尔系数下降的同时，基尼系数、上访人数等其他数据却在增长，群体性事件也呈现上升势头，一些政府职能部门行政案件也在成倍增长。这些与经济数据同时增长的社会数据表明当前社会矛盾不容忽视。
　　（2）社会管理问题
　　作为一种“软实力”，经济水平的提高并不意味着社会管理水平的自动提高。随着社会结构、人口结构、组织结构的变化，北京的社会管理任务加重、难度加大，暴露出一些问题，如重建设、轻管理的问题突出，社会管理缺乏统一的协调机制，缺少量化的数据和标准，人户分离、人口老龄化问题突出。此外，从整体来看，北京市城市化水平比较低，2000年，北京市城市化率为77.5％，而上海为88.3％、广州为83.8％，深圳为92.5％，城市化水平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也为城市管理增加了难度。
　　（3）社会保障问题
　　由于目前我国还处在由计划经济的保障体系向新型社会保障体系的过渡时期，虽然建立了社会保障的责任分担机制，但政府、社会、家庭的责任还不很明确，这使北京存在社会保障内容不丰富、保障覆盖不充分、保障水平不高、保障政策差异、保障发展社会化程度不够等问题。此外，在社会救助上，虽然北京的社会救助工作取得了很多进步，但现在仍然面临着进一步完善和规范社会救助体系建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平的问题。
　　（4）社会意识问题
　　经济增长也使价值取向多元化，社会道德观念发生变化，催生了拜金主义和惟利是图的倾向。从社会公益活动的角度看，现在人们缺少互助精神，义务劳动越来越少，志愿者只占全市社区人口的1.29％，55岁以上占71.44％，党员占39.52％，志愿活动还缺乏群众基础，政府行政色彩还比较浓厚。按照有关发展经验，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慈善捐款占GDP的比重达到0.5％，人均GDP达到6000美元时，慈善捐款占GDP的比重达到0.8％，而北京现在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有相当大的一个高收入群体，但慈善事业捐款所占GDP比例远未与经济同步增长。如何鼓励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公益事业，是当前面临的重要课题。
　　2.与经济一起增长的社会要求
　　与社会问题同步增长的，是经济基础改善后新的社会要求日益高涨的呼声。
　　（1）市场取向要求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经济的持续增长，资本、商品、价值交换、平等竞争等市场经济环境下的理念逐渐取代计划经济时代的理念。很多人认识到，在配置资源上，政府与市场各有其利弊，政府善于安排宏观公共资源，而市场则善于灵活调整微观资源，政府权力的介入点应当是市场自我调节的临界点，市场规则发挥作用的领域应交由市场调节，政府应着力解决建构市场规则、防范市场重大风险、维护市场公平竞争、提供市场公共信息服务等宏观问题，而不是职能宽泛，审批过多，直接干预市场运行，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市场经济的发展使这些以市场为价值取向的观念越来越获得了人们的广泛认同。
　　（2）体制机制改革要求
　　随着经济、科技的继续发展，北京将逐渐从工业化社会转变为信息化社会，社会正朝着权力分散化、利益多元化的方面发展，推进公共行政的民主化、社会化成为社会的普遍要求。在管理方式上，社会要求政府部门改变以往刚性垂直的行政管理方式，从“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从“管制政府”向“服务政府”、从“权力政府”向“责任政府”转换，解决政府部门错位、越位、缺位问题。在发展机制上，表现为社会化呼声高涨，市场、社会组织和个人要求参与公共事业发展，改变以往政府包办社会事业的状况。这些都对管理体制和发展机制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
　　（3）个人权利要求
　　经济基础的变化使人们更加注意维护自己的权利。据有关经验，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是一个重要台阶，人们关注的问题从衣、食转向住、行，要求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随着经济的继续增长，人们在生存问题解决后，家庭幸福、个人自由、政治权利等精神层面的要求将会与日俱增，维权意识日益明确，对政府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建议权也将逐步提上了意识日程。而且，根据需求层次理论，在满足温饱、生活更加宽裕之后，人们有互相交流表达的意愿，希望通过参加各种社会组织，参与各种社会事务和社会活动，以此获得社会尊重、认同和归属感，如何将各种“单位人”、“社会人”变成“组织人”，对民间组织管理工作提出了新课题。
　　（4）满足多元服务要求
　　人均GDP超过3000至4000美元以后，人们所需要的福利服务将发生重要变化，一个突出的表现是人们的需求层次普遍提升。据调查，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社区文化服务、社区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也日益增加，用于医疗保健、教育文化等方面的消费持续攀升，在城市居民的消费构成中逐渐占居首位，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开始参与到社区文娱活动当中。而且，不同的社会阶层还产生了不同的社会需求，有些社会需求的内容和形式呈现个性化、专业化、精细化特征，这就要求建立适应面广泛的公共服务体系满足不同层次的社会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