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十月革命纪念日后的一天，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邀请少数人参加酒会，茅盾、鲁迅都去了。史沫特莱把茅盾拉到一边说：“大家都觉得鲁迅有病，脸色不好看，我们也知道中国文坛上的纠纷，他心情不愉快，我们想请他去苏联疗养，全家都可以去，一切事情我们来办。”第二天，茅盾把这个意思同鲁迅说了，鲁迅不愿去。他说他并不觉得有病，而且到了苏联的话，中国报纸要隔好久才能看到，不懂俄文，总觉得不方便，特别是周扬他们就会说他是逃避战斗而出国的，他要在国内坚持战斗。
　　1936年阴历年初，在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来电，要宣侠父设法邀请鲁迅到苏联治病，宣侠父于是请胡愈之去上海请鲁迅。胡把这个意思转告鲁迅，鲁迅说：“很感谢苏联朋友的好意，但是我不去。苏联朋友关心我，多半为了我需要养病，另外国民党想搞我，处境有危险。但我的想法不一样，我50多岁了，人总是要死的，死了也不算短命。另外，我在这儿，还要斗争，还有任务，去苏联就完不成我的任务。我并不怕敌人，敌人怕我。我离开上海到莫斯科，只会使敌人高兴。”
　　以上这些话，是胡愈之在1972年说的，后来，他在另一个场合补充了鲁迅那天的谈话。鲁迅说：“我从报纸上得知斯大林在搞肃反扩大化，我在这种时候去苏联也不适宜。”
　　鲁迅那么向往苏联，称道苏联，可让他去那里疗养他又拒绝，似乎有些让人不可思议。“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这是孔子老先生说的话，鲁迅的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证实了这话的正确。        （摘自《老年生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