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锲而不舍的老人，历时25年的精心准备，采访了参加“七七抗战”的老兵及相关人士70多人，搜集整理出150余万字的史料，辛勤劳作、孜孜以求，撰写出一部史料翔实、史证确凿的抗战史书《七七事变追忆》，这本书中的许多史料是“七七抗战”亲历者口述，前所未见，首次披露，填补了一项历史空白。这两位老人就是79岁的郭景兴和76岁的蒋亚娴夫妇。
　　　
责任在肩 立志还原一段真实历史

　　郭景兴出生于天津宁河县，孩童时代正赶上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关头的抗战时期，那时候的中国是：“不管江南塞北，不论男女老少，田园家室，一切都在苦难、破碎之中，山河无处不烽烟……”。生活在敌战区的他，亲眼目睹了乡亲被敌人杀害血流成河的惨状。他从小就深深地憎恨侵略者，崇敬抗日的民族英雄，后来，他怀着献身革命之志，先后参加了儿童团和党的地下工作。
　　1979年，郭景兴调到卢沟桥文物保管所工作，1981担任了卢沟桥文物保管所的所长，后来又担任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筹备处主任，直接参与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筹建工作。在这期间他发现，“七七事变”发生时，由于情况特殊，留存的战报和战场纪录很少，搜集第一手资料比较困难，造成整个历史事件缺乏深度与广度的记录和报道，致使国人对“七七事变”当时的具体情形知之甚少，特别是对当时的直接指挥官是谁都搞不清楚，人们只熟悉抗战英烈佟麟阁、赵登禹等人。对此他感到非常遗憾。
　　历史是民族集体人格的记忆，欲灭其国，先灭其史，欲兴其国，先兴其史。历史的形成与演变，决定了国家民族共同的个性与命运。如何真实地还原“七七事变”这段中国人民用鲜血与泪水写就的历史，郭景兴感到了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下定决心，立志要把“七七事变”的具体过程搞清楚，把在卢沟桥什么地方打的仗搞清楚，把谁是当时的战地指挥官搞清楚，写出一本翔实记录“七七事变”的书，真实地记下这段历史，让人们了解这段历史的真实面貌，知道参与抗战英雄的名字和他们的感人事迹，给后人一个交待，给在“七七抗战”中浴血杀敌将士的在天之灵以慰藉。
　　蒋亚娴出生于北京，是一名离休的老教育工作者，在丈夫的影响下，她也深深感到了记录“七七事变”这段历史的重要性，多年来，她与丈夫一起进行调查采访、整理材料、撰写文章，为写这本书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迎难而上 老夫妇25载锲而不舍

　　自从有了写一本翔实记录“七七事变”书籍的想法后，郭景兴便认识到，当时一些七七抗战的亲历者还在，但这些亲历者多数已年老体弱，如不及时进行采访挖掘，从他们口中抢救第一手材料，随着他们的去世，一些珍贵的历史资料将会永远失去。
　　时不我待，1982年，在北京市政协、市民革的支持下，时任卢沟桥文物保管所所长的郭景兴组织召开了“七七事变”文物资料座谈会，以寻找线索。1983年，经丰台区政府批准，卢沟桥文物保管所与有关单位组成了“七七事变”文物资料征集组，郭景兴任组长，成员有段晓微、陈静、张红旗、蒋亚娴，从那时起，他们就开始进行采访、整理与“七七事变”相关的文史资料。先后到河南固始县访问了“七七事变”时直接在卢沟桥指挥战斗的原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一一○旅二一九团三营营长金振中；到江苏南京访问了原宛平县政府秘书洪大中、原二十九军军训团团长过家芳、原二十九军军训团第三大队队副朱军。接着，郭景兴又带领文物资料征集组的同志到上海访问了原二十九军军训团教育长张寿龄以及著名战地记者陆诒；到山西太原访问了原二十九军第二教导团第二大队队长周树一等。如今，这些七七抗战的亲历者已相继去世，有关资料更显珍贵。
　　再后来，郭景兴、蒋亚娴两位老人离休后，他们又在北京走访了许多原二十九军将领的亲属，像佟麟阁之子佟兵、张自忠之女张廉云、赵登禹之女赵学芬、张克侠之子张木铁、历史学教授李惠兰、尹心田之子尹家衡等许多抗日将领的后代，两位老人多次对他们进行访问，并一直与他们保持着联系。因为参加“七七抗战”的亲历者及子女不但分散在全国各地，还有的生活在国外，寻找每一个亲历者或是亲历者的子女都十分困难，两位老人在寻找原二十九军二一九团团长吉星文的亲属时整整用了7年，他们从1995年开始寻找，直到2002年才与吉星文之子、现居台湾省的吉民立取得了联系，获得了不少珍贵的历史资料。1990年，他们几经周折找到了原宛平县县长王冷斋之子、现居美国的王一中，为了这本书，王一中先后多次回国，送来了许多珍贵的图片和史料。25年来，两位老人千里迢迢，不辞劳苦，跑城镇、走村舍，前前后后采访了“七七事变”相关人士70多人次。此外，郭景兴还到河北张家口、唐山、廊坊，北京大兴、昌平、顺义、密云、门头沟等地的文物部门、党史办征集了资料。
　　经过多年的努力，他们挖掘出许多鲜为人知的抗战英雄事迹和大量战争史料与文物图片，仅文字史料就有150余万字，用大纸箱子装了四五箱。在整理、运用这些史料时，他们严格按照收集史料应遵循的几项基本原则进行，即抢救原则，深挖原则，全面原则，有用原则，系统原则，准确和真实原则。他们为了做到“准确”、“真实”，对史料进行了严格考证和鉴别：一是书证，即把有关的不同书面材料进行比较对照，以文献证文献；二是物证，即以实物资料和现场考察来论证文献资料；三是人证，即用当事人提供的可信度高的口述资料或文字材料来验证文献资料；四是理证，即以公认的原则和经验来判断是非；五是群证，即把史料展现在广大群众面前，广听众议，由群众订正。